国民党为什么抗战结束后才有总统？之前最高领导是主席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明确一点：民国指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民国，台湾的那个伪“民国”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台湾省，根本不能算是民国！以下所称之民国，皆指一九四九年之前的民国，而非台湾省的那个伪“民国”。

国民党和民国的总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无论是中山先生的临时大总统、还是后来老蒋实行所谓“宪政”之后担任的总统，都是民国的总统，而不是国民党的总统。一个是党派概念、一个是国家概念，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民国时期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是总统

从国民党成立之日起，其最高领导人就不叫总统。中山先生生前的党内职务是国民党总理、不是总统，而他曾经担任的大总统职务则是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不是国民党的总统。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党总理这一职务被国民党取消、又或者说成为了中山先生的“永久专属职务”。之后的国民党最高领导人改称总裁，也就是汪大汉奸和老蒋都担任过的那个职务。终民国在大陆的岁月，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一直都是总裁，而且绝大部分时间这个职务都被老蒋“霸占”着！即便是被李宗仁逼宫下野之后、老蒋不再担任民国的总统了，但国民党总裁这个职务，他一直都还保留着。

伪“民国”迁往台湾省之后，老蒋依旧担任着国民党总裁这一职务，直至去世。在老蒋去世之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才被改为了主席并沿用至今。但无论总理、总裁还是主席，都只是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与民国总统和台湾省的伪“民国”伪“总统”没有半毛钱关系。

民国为什么直到抗战之后才设置总统职务

自民国南京政府建立开始，老蒋和汪大汉奸、胡汉民等人为了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居然达成了难得的一致，那就是暂不实行宪政，而代之以所谓“训政”。简单说就是以国民政府为权力中心和主导，五院从属于政府。如此一来，国民政府主席便成了实权人物，而在较长一段时期里，老蒋就担任着这个职务。

后来，老蒋被迫下野，为了缓和党内矛盾，老蒋将早已不问世事的“西山会议派”人物林子超推向了前台、由林子超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老蒋又通过政治操作将国民政府主席变成了民国的虚位元首，而自己则出任行政院长、掌握实际行政权力。直到林子超因车祸去世之后，老蒋才重新担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并再度通过政治操作将这一职务变成了实权元首。说到底，国民政府主席这个职务不过就是老蒋的一个工具而已，老蒋自己来当时就是实权职务，别人来当时就仅仅是虚位而已……

抗战胜利之后，迫于美国的压力和国内的形势，老蒋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同意实行所谓“宪政”。既然是实行所谓“宪政”，自然是要有总统和副总统的。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选游戏”上演了……可实际上呢？还是换汤不换药！从后来那位李代总统的权力就能看得出，民国的所谓总统和先前国民政府主席如出一辙，只有老蒋自己来当时才拥有实权，否则他还是个摆设而已！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抗战结束之后，民国才设置总统职务的原因所在，因为老蒋懒得在所谓“宪政”的程序上烦神，索性一直实行着所谓“训政”。

国民政府主席算是民国的最高领导人吗

国民政府主席算是民国的最高领导人吗？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了。即便是“橡皮图章”林子超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时，这一职务也依然是民国的元首、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在外事活动的待遇上，林子超才是民国的代表、不是老蒋。但实际权力却牢牢掌握在老蒋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林子超自然不能算是民国的最高领导人。而在老蒋自己担任国民政府主席期间，这一职务自然是民国的最高领导人！

还是那句话，无论是所谓总统还是国民政府主席，都只是老蒋的工具而已。他自己来当就是民国的实权最高领导人，别人来当就只能是个摆设！充其量也就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已。至于国民党的总理、总裁、主席，那些都是国民党党内的职务，与民国和台湾省的伪“民国”没有必然的联系。

浙江近现代出过哪些名人，他们因什么而闻名？

快来围观，看看 浙江省的近现代名人都有谁，按照题义，列写如下：

△曾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有：周恩来总理，沈钧儒，乔石，尉健行，俞正声，陈慕华，沈跃跃，蒋正华，韩启德，曾培炎，丁仲礼，卢展工，董建华，蔡达峰，李强，陈敏尔，路甬祥。

△著名的科学家有：钱学森、苏步青、徐光宪，竺可桢，童第周，钱三强，陈芳允，方兴东，陈鹤琴，李善祥，屠守锷，潘建伟，潘镜芙，裘法祖，屠呦呦，顾方舟。

△1988年后被授予解放军上将军衔的有：丁来杭，刘亚洲，张仕波，朱福熙，王教成，徐永清等等。

这些名人，我在以前的问答中都已经介绍过了，欢迎友友们点击阅读加关注。

你的姓氏中有没有比较厉害的人物？

王安石。

主导了名留千古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神宗起用王相公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变法成就有限，因不切合社会实际而告终。

然他一腔为国为民之心，堪为千古楷模。变法之前，王公已负天下之望三十年，《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身负经世之志，“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

熙宁二年，拜参知政事，变风俗，立法度，颁“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新法，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熙宁七年罢相，一年后复相，旋罢。元祐七年，以六十六岁终。

他的变法在当时便已遭到了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的反对，因此在古时的民间一向风评不佳。如《警世通言》卷四《拗相公饮恨半山堂》，把他直接写作了奸臣，“至今山间人家，尚有呼猪为拗相公者。后人论宋朝元气，都为熙宁变法所坏，所以有靖康之祸。有诗为证： 熙宁新法谏书多，执拗行私奈尔何！不是此番元气耗，虏军岂得渡黄河？”《聊斋》里有一篇写一头猪身上有“此阿瞒某世身”，不意荆公也有此毁骂。

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儿》论张居正时有一段精彩之极的篇章：

王安石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自以为聪明，而张居正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自以为愚蠢。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存在的东西，必有其合理性，否则它就绝不会诞生。而王安石不太懂得这个道理，他痛恨旧制度，痛恨北宋那一大帮子吃闲饭的人，但他不知道的是，旧有的制度或许顽固，或许不合理，却也是无数前人伟大智慧的结晶，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的人，都是无以伦比的聪明人，比所有自以为聪明的人要聪明得多，僵化也好，繁琐也罢，但是，能用。
所以这位老兄雄心勃勃，什么青苗法搞得不亦乐乎，热火朝天，搞到最后却不能用，所以，白搭。
而张居正就不同了，他很实在。
要知道，王安石生在了好时候，当时的领导宋神宗是个极不安分的人，每天做梦都想打过黄河去，解放全中国，恨不得一夜之间大宋国富民强，所以王安石一说变法，就要人有人，要钱有钱。
相比而言，嘉靖就懒得出奇了，反正全国统一，他也没有征服地球的欲望，最大的兴趣就是让下面的人斗来斗去。张居正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从小翰林到大学士，他吃过苦头，见过世面，几十年夹缝中求生存，壮志凌云，那是绝对谈不上了。
所以在改革的一开始，他就抱定了一个原则——让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具体说来，就是我不砸大家的饭碗，大家也不要造我的反，我去改革，大家少贪点，各吃各的饭，互不干扰。
改而不革，是为改革。

我看过的网络小说中有两部写到荆公，现在还记得《新宋》里写石越入洛阳时，韩琦或富弼说其时盛况：昔日王相公过此，满城尽睹其风采，今日石相公可谓不遑多让矣！又写王安石罢相后，石越去拜访请教，其时雨幕低垂，柳树下一位老农样的老人披着蓑衣戴着斗篷潇洒垂钓，气质也令人心折。

还有一部是《大宋的智慧》，云铮与王安石在稻草洞里避雨，议论时政，云铮是后世穿越而去的主人公，为人处事极圆滑极冷冽，深谙明哲保身之道，提出青苗法的修改建议后有拿王安石当刀子使的意思，然而请看拗相公当时的反应：

说完这句话，云峥就把身小心的缩进草洞的最深处，每回说这些没人性的话的时候，云峥总是很小心，所以听到外面的惊雷声，他有点害怕。
倒是王安石变得张狂起来，伸开双臂疯狂的大吼道：“你这是要把我放在大火上烤，哈哈哈，你不敢干的事情你让我王安石去做。
“哈哈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经天纬地的事情王安石不去做，谁又敢做？云峥，你确实是人间的奇才，只可惜你的胆量都被狗吃了，这样的好办法你藏着掖着，只敢在狗洞里信口哓哓，你不敢，老夫来，你想博得一个风光大葬，老夫不在乎，就算被五马分尸也不过是一死而已，青苗法，哈哈，青苗法，这应该才是真正的青苗法……”
王安石鄙视完云峥，就如同疯一样的光着脚从草洞里走了出来，丝毫不管瓢泼大雨背着手带着一丝雍容之态走向了祭祀所，其时，风雨大作，电闪雷鸣！

读之令人心情激荡，大明兵部尚书于谦曾有一首绝唱：“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此得到了最好的注解。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虽千万人，吾往矣，

行文至此，想起那首千古名词——《桂枝香·金陵怀古》：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苏轼读之，长叹，此老野狐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