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问,说明你已经动心了,那就去吧,反正不是坏事,没必要纠结。
正常情况,大学本科毕业考上公务员试用期转正后就可以定一级科员。你在乡镇工作,并且是公务员身份,按理转正后就是一级科员,现在从你提问的字里行间感觉似乎县总工会的一级科员都是提拔,由此推测你现在在乡镇大概率是二级科员,那么你应该是专科毕业考上乡镇公务员的。基于此判断,从乡镇去县总工会我认为应该毫不犹豫去:
第一,去县总工会职级升了。如前所述,从二级科员晋升一级科员,职级上去了,工资待遇也会上涨,而且早日晋升一级科员还可以积累任职年限,意味着距离四级主任科员更近了,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笔值得的买卖,有机会当然不能放过。
第二,县总工会发展空间更大。县总工会在三定方案中是正科级单位,但是因为总工会主席往往由县领导兼任(一般是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除了主席,一般还会设置一个正科级的常务副主席兼党组书记,领导班子属于高规格配置,意味着在县里有更多更大的话语权,基层人员因此也会从中受益,获得更多提拔晋升的机会。比如推荐干部,因为县总工会主席是县领导,其推荐力度肯定要高于普通的乡镇书记或乡镇长。即便不考虑实职,县总工会因为人少职数多,竞争压力小,往往也比乡镇要容易。
第三,县总工会相对更轻松。乡镇公务员的苦与累在体制内是公认的。在这方面,县总工会因为业务面相对较窄,考核指标不多,工作压力有限,显然要比乡镇轻松舒服很多。而且县总工会毕竟在县城,各种软硬件配套设施非乡镇所能比拟,长远来看,也比乡镇更适合家庭生活。
综上,不管从个人还是家庭考虑,去县总工会都是不错的选择,毕竟进城了,平台高了,机会更多了。
从辽阳大地走出了众多名人,书写其中的几位,共同欣赏!
宋秀岩,女,1955年生于辽阳。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九十年代,历任青海省委常委,省统战部部长,省委组织部部长。新世纪以来,历任青海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省长。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委员。
高扬(1909—2009),1936年加入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共东北局组织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国家化工部部长。“文革”后,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农垦部部长,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校长。
王崇伦(1927—2002),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先进生产者,全国人大代表。鞍钢工会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十二届中央委员。
栗又文(1901—1984),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5年参加革命。建国后,中共八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东北人民政府秘书长,吉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
我老家老人去世后,举行的“奠纸”仪式很庄重,既总结逝去人的公德,又让孝子贤孙们表达对逝者的恭敬,这是其它地域所没有的。
李白并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是因为他在一开始就没有评选“唐宋八大家”的资格。
但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也不是像一些“愤青”说的那样不屑入选。
需要先搞明白,什么是“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唐代两人,即韩愈和柳宗元;宋代六人,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
之所以选这八个人,是因为在明代有一个叫“朱右”的人,编了一本名为《六先生文集》的散文作品选集,因为将“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并列起来了,实际上入选的作者一共有八个。
明代中后期的时候,唐顺之选《文编》,唐宋文也只收录了这八个人的作品。而茅坤更是将“三苏”拆分,重新编选了《八先生文集》和《唐宋八大家文钞》,至此才将“唐宋八大家”的名号确定下来。
从这个过程就能看出来,主要的编选者唐顺之、茅坤是是“唐宋派”古文的倡导者,而收录的这八个人的作品是“散文”。
所以,“唐宋八大家”的全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
那么,这八个人是以什么标准选出来的呢?
唐代韩愈和柳宗元都是中唐时期的人物,并且一起发动了“韩柳古文运动”,成功改变了当时的文体和文风。
李白除了诗歌之外,并非没有写过文章,就像其著名的《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也历来被人称颂。
但是,这篇文章是“骈文”,也是初唐、盛唐时期非常流行的体裁。
这种文风是继承自六朝时期的四六骈文的,虽然在优秀的作者笔下,骈文还是散文只不过是形式的问题,内容依然非常精彩,但架不住平庸的作者更多,就拉低了对于“骈文”的整体评价。
很多作者过分地注重形式的华美,语言的绚烂,写出来的作品非常空洞,就是一堆华而不实的文字垃圾而已。
这样的文风对社会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文风的孱弱会影响一个社会的气格,使得奢靡之风盛行。
韩愈、柳宗元所践行的就是“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风,摒弃了华而不实的骈俪色彩,注重文章内容的实质性。
并不是说“骈文”不好,而是通过用文风变革的方式,让文人变得务实起来。
所以苏轼才会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韩愈: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
同样的,“宋六家”也有和韩柳相似的遭遇,他们一同掀起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北宋的这次文体革新主要反对的是“太学体”文风,即故意把文章写得艰涩难懂,美其名曰“古意盎然”。
而有趣的是,“太学体”正是反对骈俪文风的“西昆体”而出现的,但显然矫枉过正了。
关于“太学体”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
欧阳修在负责编纂《新唐书》的时候,见到前辈宋祁在一些措辞上犯了“太学体”的毛病,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委婉地提醒他。
有一天早上,欧阳修在公署的大门上写了八个大字:
宵寐非祯,札闼洪休。
宋祁端详了半天,说这不就是“夜梦不详,题门大吉”的意思吗,怎么写成这种让人看不懂的风格。
欧阳修说,这正是模仿您将“迅雷不及掩耳”写作“震霆无暇掩聪”。
欧阳修是这六个人当中的前辈,三苏、曾巩、王安石等要么是他提拔的人才,要么就是他的学生,这一次“古文革新”运动实际上是由欧阳修和这一批得力后辈一同发动的。
所以,这八个人都有改革文体、变革时风的经历,在文坛上都有极为关键的作用。
这对明代当时的文风变革有借鉴意义。
明代的文风流于“模拟”,尤其钟爱拟古,前后七子甚至提出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使得文风变得越来越机械。
唐顺之、茅坤等“唐宋派”就是反对这种拟古风气的,他们更倾向于“文道合一”,有点类似韩柳的“文以载道”和“文以明道”,也主张写文章应该直抒胸臆,反对过于古朴晦涩的文风。
这种观点很有价值,虽然他们自己做得并不是特别出色,但却影响了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发展。
从选拔的标准和过程来说,“唐宋八大家”还是名副其实的。
需要看到,散文体裁只是选拔的文体标准,但背后所隐藏的却是对于文风变革的影响,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使得其所处时代的文学风貌变得健康向上。
在这一点上,李白极具个人情怀的创作风格,单从社会贡献上来说也是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
未来在黑夜隐匿,于此静待晓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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