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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改造意义_论述三大改造历史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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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历史一定是正确的吗?
  • 历史电影观后感
  • 什么是历史事件?
  • 中国过去的屈辱历史
  • 一、历史一定是正确的吗?

    没人会是绝对的好人,也没人会是绝对的坏人,绝对的好人就是神,绝对的坏人就是鬼,神鬼是不存在的,而我们的史书只要是开国君主基本都是绝对的好人,亡国之君肯定是绝对的恶棍,比方说商纣,他有多坏看过封神榜的都知道,可能吗?简直好像除了坏事他就没干过好事,要真是这样他爹疯了会让他当皇帝?他当皇帝还能安稳这么多年?

    1. 纣王修的鹿台高千尺,保守估计三百多米,现在倒是多了,几千年前能吗?后面有个封神榜的超级粉丝为了凸显商纣的邪恶直接说是千丈,三千米,这是当时的技术能修起来的?现在最高的楼也不到一千米吧?堪比珠峰了。

    2. 纣王发明炮烙,夏桀要是知道了肯定会和商纣打著作权官司,因为这是夏桀的首创。

      有句话最适合商纣,“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天下之恶归焉。”反正他失败了,即便是周武王做的也无所谓,屎盆子扣在商纣身上就对了,因为商纣已经没有任何辩解的空间了,这就是失败者。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刘备和李世民,他们是英雄,但是和好人永远不占边,刘备夺取刘璋蜀地是他一生都洗不清的污点,李世民杀兄弟屠十多个子侄霸占弟妹是即便秦琼尉迟恭也镇不住的噩梦。

      总的来说,历史是人写的,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写的又怎么可能是绝对正确的?它总会受写这些的人的好坏高低以及知识面所影响。

      三大改造意义_论述三大改造历史遗留问题

    二、历史电影观后感

    1842/8/29,《南京条约》签订
    1856/9/2,天京变乱,韦昌辉突袭东王府
    1926/9/6,英国制造“万县惨案”
    1901/9/7,《辛丑条约》签订
    1894/9/15,平壤战役,左宝贵牺牲
    1894/9/17,黄海战役,邓世昌、林永升殉国
    1931/9/18,“九一八事变”
    1898/9/21,戊戌政变,变法失败

    还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关的……

    历史有时相似的让人心碎,如果没有真实的镜头、详尽的文字、残破的遗迹,我们简直难以相信过去中国近代的一幕幕。历史终归是历史,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但不会消逝得无影无踪,历史流下的不仅仅是一堆资料、几块碑刻,数处遗址。留住历史,可以温故而知新。人类社会日新月异,没有记载,任何伟大的东西,就会从地平线上消失。但人们总是习惯于牢记胜利、成功和辉煌,但往往把失败、伤痕和屈辱遗忘。历史总是不断沉淀的,历史是民族和人类的集体记忆,如果一个民族不知道“从哪里来”,就不知道“到哪里去”。

    以往的历史与其说是句号,不如说是感叹号,甚至是更多的问号,并应该少用些省略号。一百多年中沉重而痛苦的记忆,给予了人们太多的忧伤、悲愤和思索。中国人不应该、不可能更不可以忘记,刻写在中国近代的镜头、侧面或片段,虽然斑斑点点但历历在目:从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旅顺大屠杀到南京大屠杀;从鸦片走私、掠卖华工到火烧圆明园;从“猪仔”、“东亚病夫”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可谓惨不忍睹、闻所未闻!正义与邪恶、文明与野蛮、爱与恨、和平与暴力被定格在这段屈辱的历史上,痛定思痛总是民族复兴的开始 ,时刻警示着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当勿忘国耻,要振兴中华。

    我们中的不少人似乎选择了沉默。不知道沉默的理由是什么,但愿不是因为麻木,也不是因为健忘,依某些国人的观念,对于过去,尤其是痛苦,就会采取“过去了就过去了,再提它有什么用”轻率态度,这些年来,一些亲痛仇快的现实,还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常常让我们深感“遗忘文化”在一些国人头脑中颇有市场。一些商家不顾历史的伤疤,以“南京大屠杀”作为电脑游戏;把日本军刀、军服作为卖点;一些艺人竟然把军旗装穿在身上招摇过市等等。如果“集体健忘症”过于严重,人们将容易越来越浅薄、轻浮、狂躁、极端和急功近利。

    我们的同胞中,对战败之耻和对割地赔款之痛了解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一个民族,若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实际上也就等于失去了民族的记忆功能;失去记忆的民族是可怕的,它会在今天的纷纭变幻的世界大潮中,失去方向,随波逐流,更会不断地重复自己的错误。不是从沉没中爆发就在沉没中死亡。据说,冰心老人晚年曾构思写作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纪实大作,但是每每提笔,“竟然一个字都没有留下”,“因为哭,因为大哭,因为一握起笔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地痛哭!哭得完全不能下笔,纸上惟有落下的热泪。”(贾国荣:《冰心的遗憾》)。

    “历史的灾难无不以历史的巨大进步来补偿”。只有我们一起来揭露侵略者的罪恶、叩问冷漠者的良知、敲醒愚昧者的心灵。绝不允许无耻者别有用心地扭曲历史,绝不允许屈辱的旧梦再现,绝不允许重蹈践踏人权、亵渎文明和破坏正义的覆辙。历史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育和教化每一个公民对其国家、其历史、其祖先、其民族具有认同感、自尊感、尊严感、耻辱感,亦即形成“国民意识”。历史意识构成国民意识和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事关走向世界的新世纪公民培育的大计。历史认知关系到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学习历史的意义主要有丰富自我、发展个性、减少失误、加速成长、承担使命、自觉人生。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乃是一门塑造民族整体人格,表述民族自我意识、自我评价和自我认知的重要学术,应当将“真”、“情”、“思”、“行”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历久弥新地给人们以感染、启示、鞭策和思考。

    三、什么是历史事件?

    延安市,简称“延”,陕西省地级市,是天下第一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寝黄帝陵所在地 ,是民族圣地、中国革命圣地。

    秦汉时,延安属上郡(郡治肤施,今榆林市南)。秦昭王时期,秦在延安一带置高奴县,县治在今延安城东尹家沟。这是延安筑城之始,其城垣迄今犹存。

    民国二年(1913年),延安属榆林道。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05月,撤销陕北行政公署,成立陕西省延安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同年10月,改称陕西省人民政府延安专员公署。1996年11月05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延安地区,设立地级延安市。

    扩展资料:

    历史文化

    延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人类始祖黄帝曾居住在这一带,“三黄一圣”(黄帝陵、黄河壶口瀑布、黄土风情文化、革命圣地)享誉中外。延安更是中国革命圣地,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生活战斗了十三个春秋,领导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育了延安精神,是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

    风景名胜

    延安市境内有历史遗迹5808处,革命纪念地445处,珍藏文物近7万件。有历史文物保护景点848处,保存完好的宋代石刻群洞18个,石窟寺14处,建于唐代的宝塔等12处古建筑,革命旧居140多处。

    延安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有中国第一号古墓葬——轩辕黄帝陵(5A)、宝塔山景区(4A)、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子长钟山石窟等;在自然景观方面有延安黄河壶口瀑布(4A)、中国最大的野生牡丹群和花木兰故里万花山、黄河蛇曲国家地质公园(乾坤湾)、延安国家森林公园、洛川黄土国家地质公园等。

    三大改造意义_论述三大改造历史遗留问题

    四、中国过去的屈辱历史

    在农业合作社高潮的推动下,1955年冬,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也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实行,在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几十万私营工商业一齐涌进来,这样,工作中的粗糙及政策性的偏差自然就在所难免了。 其次,改造中的不良举措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开始时中央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自愿互利的原则,主张逐步推进。但1955年后受一些领导“左倾”思想的影响,改造进程过急过猛,使得原来一些正确政策都被抛之脑后,80%以上的农民是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加入初级社并随即转入了高级社,这显然超越了农民当时的觉悟水平,也违背了自愿的原则。更何况,后来对农民的土地等生产资料作价偿还也没有认真执行,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农民的利益,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样,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界定”有偏差,把大量并无雇工剥削的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与私人资本家等同看待,混淆了剥削者与劳动者的界限,这就造成改造的面过广,使得许多小规模个体经营者也被划入了公私合营的范围。 第三,无视生产力发展状况和社会生活需要,改造模式集中、单一。 由于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缺乏经验,在很多方面照搬了苏联集体农庄的模式,形式过于集中及单一。如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一律归集体所有,基本上消灭了个体经济;在管理体制上,强调集中生产,忽视了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的特点和家庭经营的重要作用;另外,农业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规模过大、不允许农民经商,这些都对农业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这些错误尽管在1956年下半年时党中央有所认识,但由于不久开始的反右倾斗争、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 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由于强调集中统一,盲目合并过多,个体经营被绝对禁止,使一些工厂企业失去了原来的生产经营特点,阻碍了商品流通,这些都不利于生产的发展,给社会经济造成了许多问题,而且由于党中央后来连续犯左倾错误,使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盲目追求改造速度,滋生了“左倾” 冒进情绪。 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时采取积极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中央对这个方针的认识直到1955年春夏间仍是一致的。但是到了6月下旬毛泽东从南方考察回京后,对农业形势和农业合作化发展方针做出了新的判断,要求农业合作社从当时的 65万个发展到 1956年春天时达到130万个。为此,毛泽东还严厉批评了当时对此持反对意见的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尤为严重的是,在1955年10月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更把邓子恢的“错误”性质进一步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这对后来所犯的一系列“左倾”错误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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