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法学专业毕业论文_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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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求一篇法律专业大学毕业论文的格式，最好是八千字的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如何选题与写作？

一、如何写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

我帮你按照计划,实现原创内容！

二、求一篇法律专业大学毕业论文的格式，最好是八千字的

一、论文与一般文字作品的区别 ·二、音乐论文的性质与特点

三、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不必讳言，现今各种形式的本科教育在毕业论文环节都越来越流于形式，这更应当引起中山大学各类本科毕业生的警惕和重视。我今天愿意越俎代庖，出面与自考毕业生谈这一问题，除了帮助大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外，很大的动因是提醒大家重视它。实际上，如果对毕业论文没有一个严肃认真的态度，很难评价一个学生是合格的本科生，因为对毕业论文的态度代表了一个学生学风、处事品格的最高境界。如果对自己一生最重要阶段的最具标志性的事情掉以轻心或者得过且过，甚至蒙混过关，这个学生好不到哪里去。自然，如果那样，再好的知识水平和写作技巧也是白搭，也不能很好地完成毕业论文。因此，自考毕业生与其他类型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其最大的共同性就是成功的关键因素相同：态度必须重视、认真。 当然，其它要求和标准方面，自考生与其他类型的本科生也是基本相同的。比如，论文的考核成绩等级分为：及格；中等；良好；优秀。论文评阅老师通常按照如下要点把握标准： 1．及格：（1）选题尚可以接受（较陈旧、过大、较少有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尚可作为学术规范、写作技巧的训练），有明确一定主题（即你在论文中期望探讨、研究及最后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贯穿整体论文的逻辑思维主线）的意识；（2）有布局意识且层次较分明，逻辑进路上尚能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3）有一定的文献资料收集、概括和运用能力；（4）观点基本正确，能够体现出一定的法学基础知识训练水平，基本上没有常识性的错误；（5）遵守了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常规写作技术规范；（6）能顾及逻辑性，文笔表达基本顺畅。 2．中等：（1）选题普通，主题较明确；（2）布局基本合理，层次分明，逻辑进路上能够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3）有一定的文献资料收集、概括和运用能力；（4）观点基本正确，能够体现出普通水平的法学基础知识训练，无常识性错误；（5）遵守了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常规性写作技术规范；（6）有逻辑性，文笔表达比较顺畅。3．良好：（1）选题恰当，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题明确；（2）布局合理，层次分明，逻辑进路上较好地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3）有较好的文献资料收集、概括和运用能力；（4）观点正确，论证充分、有力，能够体现出比较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训练，无常识性错误；（5）遵守了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常和写作技术规范；（6）逻辑性强，文笔表达比较流畅；（7）有一定的创新意识。 4．优秀：（1）选题新颖、有一定难度、有较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题鲜明；（2）布局合理，层次分明，逻辑进路上较好地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3）有较好的文献资料收集、概括和运用能力；（4）观点正确，能够体现出比较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训练，无常识性错误；（5）遵守了基本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常和写作技术规范；（6）逻辑性强，文笔表达精炼、流畅；（7）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且有一定创新成果。 客观地说，对毕业论文的评分，“及格”往往带有一定的“酌情照顾”成份，有志向的学生应当象避免“不及格”那样努力远离“及格”的结局。 仅以以下选题为例，试比较： （1）论违约责任（或者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等） （2）论违约责任之实际履行责任（但“违约责任中实际履行责任之我见”有所不同） （3）论我国现行合同法中承担违约责任形式的完善 （4）论产品行业标准对确定违约责任的意义 上述第（3）个论题，恰当之处在于选题具体、明确，难易适中，主题是要总结合同法现有违约责任形式现状、主要缺陷，提出并论证对此加以完善的方案，既有一定的理论挖掘、发挥空间，又有一定的法律实践指导意义。 上述第（4）个论题，新颖之处在于选题针对当前合同理论与实践的薄弱环节，以往没有人专题研究过，或者虽有触及但不系统，没有明确的整套结论。难点在于如何准确把握行业标准在标准体系中的地位、主要作用，行业标准与合同法定、一般、约定的义务之主要联结点，行业标准在不同性质的合同中的不同法律意义等。主题是要总结产品行业标准与合同违约责任的一般关系、主要类型下的特定关系以及它们对确定违约责任的意义。这需要较宽的知识面、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很高的文献资料运用能力。上述主题的解决对合同解释以及合同的适用法律无疑具有重要的法律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 提倡第（3）个选题一类的选题，鼓励第（4）个一类的选题。避免第（1）个选题之类的选题。 以上主要谈的是共性问题。下面也谈一谈特点。 （1）学术难度要求比普通本科稍低，这主要是照顾到学习环境、条件（特别是缺乏面授、缺乏图书馆、边工作边学习等因素）的差别。因此，也鼓励写与实际工作、实习相结合的调查报告、案例评析，但其标准与上述标准相同或者相当。 （2）特别关注学术规范和写作规范训练。 （3）鼓励更多地利用网络资源。 第二部分 基本要领 下面分六个方面谈论文的写作要领 一、选题确定与文献资料的搜集 （一）选题的基本要求 l 属于法学命题；有研究探讨的必要性；范围大小要恰当，主题要集中；有相当的可行性。 1．属于法学命题首先，命题是陈述句表示的逻辑判断，所以，在逻辑上，用陈述句表达的法学命题，才是正确的研究命题。例如，以下诸如此类的题目表述因为没有表达命题，都是不符合要求的。 （1）面对未来“老年中国”谁为农民伯伯养老（属于疑问句）（2）试论我国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不够完善（不是动名结构，且已经作了结论，无须再论证）（3）加强立法，完善我国检察监督权（我国检察权监督的完善才属于命题）（4）如何维护妇女权益（论妇女权益的维护属于命题）（5）论区分抵押与质押权（论抵押权与质押权的区分属于命题）（6）论坚持实行“严打政策”是否符合我国国情（坚持实行“严打政策”符合我国国情属于命题）（7）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谁为第三者责任险买单注意不要以为上述问题与你无关，它们正是上一届毕业生所犯的错误。 其次，法学命题是研究法学内容的命题，以下题目不属于法学命题，不符合要求。（1）论公证市场的构建（比较公证市场构建的法律思考）（2）信用卡消费问题研究（比较信用卡消费法律问题研究）（3）论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处置原则（4）某某市流动人口超生问题的调查（5）论家庭暴力的防治（6）“包二奶”现象探讨（7）论基层信访工作的意义（8）“三来一补企业”的现状及对策（对比“三来一补企业”现状的法律思考）以上命题也许包含法律问题，但题目本身不是法学命题，不符合法学专业培养方案对毕业论文的要求。 2．有研究探讨的必要性——有理论意义或者现实意义或者最好两者兼而有之。 必要性十个动态概念和多维的概念。要尽量做到在本科生的层次上是有新意的，可创新的。对自考生来说，命题可能达到的研究深度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一般教科书已经有定论的理论，即可以理解为该命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命题的论证结论能够有助于加深某些方面实践问题的解决思路、理念、方案等，即可以理解为有现实意义。例一：论违约责任（或者论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例一的命题对本科生来说，很难超出教科书的定论，实践中也无新意，故不宜作为本科毕业论文的论题。例二：论违约之实际履行责任例二将视觉放在比较特殊的违约责任方式，且实践中有争议。故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容易写出论文深度。例三：论善意取得（或者论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例三的命题虽然属于教科书的常识，但理论和实践上比较薄弱且实践中做法不一，故该命题的解决对理论和实践有一定的意义。哪些论题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这对本科毕业生来说是比较难判断的问题。除了自己思考外，要虚心征求和尊重指导老师的意见。一旦确定，非经指导老师同意不能更改。 3．范围大小要恰当，主题要集中。常犯错误举例：（1）死刑研究（太大）。（2）预期违约与相关制度及其立法问题（主题不集中）（3））论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与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双主题）（4）电子邮件相关法律问题探析（主题不鲜明，比较电子邮件法律问题探析慎用内容庞大的命题，不宜用“……与……”或者“……及……”连结的命题。因为，那意味着论文又两个中心，这对毕业论文来说是大忌。 4．有相当的可行性通俗地说，通过你的正常努力或者稍为超常的努力，能够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因此，适宜选你熟悉领域的、感兴趣的、难度适中的、有相当资料可搜寻的论题。 （二）选题与资料搜集的互动 1．要重视选题指南（目录）或者示范选题目录启发作用，但千万不要搞命题作文。 因为论题指南一般只是指出了可开展选题研究的领域，即使是可行性强的论题，也要因人而宜地作适当调整。 2．先确定方向，作一定的资料探寻。 3．在掌握相当资料的、对将要开展研究的主题有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确定比较具体的论题。 举例：（1）论题“论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的确定过程对民商、经济法基本知识较熟悉；对商标法律问题比较感兴趣――初步确定商标法律问题为基本选题方向——初步搜寻文献资料（检索或者其它方法）——发现商标法律问题中商标侵权问题表较突出，驰名商标的认定和侵权问题比较热――基本确定驰名商标法律问题为选题――再度搜寻和消化若干文献资料，发现有关驰名商标的国内法规比较有争议，即有题可论；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相关资料比较丰富、清晰，即有深度可挖、有广度可扩；有典型案例资料，即有结合实际的便利――开始偿试从几个角度拟写作提纲，比如从国内国际视角，从认定、侵权、反不正当竞争等角度分别比较哪一种适合自己写——最后确定题目，报指导教师审定。（2）论题“行贿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探讨”的确定过程论文、案例、争议点（3）“公证市场改革的法律思考——花都市及邻近地区公证业务调查”的确定过程从事公证业务、有公证法律制度的基本知识、有关键的调查数据（可公开数据）、有若干个案分析 4．写作过程中重视资料的筛选与补充 二、布局与逻辑思维进路的安排 （一）一般思路1．布局就是对论文主题展开提出问题、进行论证、得出结论过程的先后顺序和基本结构的安排。这对写作论文很重要。2．一般来说，从文献资料和调查材料中提炼主题采用的是“归纳”法，但布局的铺开却一般采用的是“演绎”法，一个是从具体到抽象，一个是从抽象到具体。基本要领是：先在消化相当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归纳出你希望提出论证解决的问题（高要求来说，就是总结出你希望在哪些方面进行创新），然后，根据你论证拟创新点的需要再确定写哪些部分，先写什么，后写什么的框架。尔后再对资料进行细化、类分和思考、归纳，明确各部分资料主要用于论证什么问题，如何来论证。最后，把框架有序地“填满”，论文的基本模型就出来了。消化文献资料要先典型（权威），后一般，最后相关资料。我以某个已经毕业的学生在完成“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这一论文的情形为例。 l 首先再次温习教科书，熟练掌握教科书中有关驰名商标保护的基本原理――熟读你所收集的典型论文3－5篇，归纳出他们的基本观点中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对其论点、论据进行分明别类。这些共同点与不同点就是你进一步扩充阅读、消化文献资料的参照物（如同对事物的理解、把握需要搭建一定的参照体系）。进一步阅读、消化材料时，相同观点不必再掌握，关键在于从中进一步收集不同的观点和论据，特别是注重那些能够表达你的想法或与之相反的材料。假设：l 初步阅读消化文献资料，发现论者的研究结论在如下方面有共同点：（1）对驰名商标需要比非驰名商标更严格的保护的原因――论据A、B、C……（2）保护的法律依据是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内行政法规——论据E、D、F……（3）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刑事保护和民事侵权法的保护——论据G、H、I……（4）保护制度的完善主要是相关刑事立法和民事立法（如刑法条文、商标法条文） l 初步阅读消化文献资料，发现有如下不同点：（1）主张保护程度不同，有的主张紧跟国际潮流，有的主张适度保护——论据J、K、L……（2）偏重的法律依据不同，有的根据国内行政法规，有的偏重国际公约——论据M、N、O……（3）有的专门探讨刑法保护，有的主要是普通民事侵权法保护——动因、优点与缺陷 l 进一步扩充阅读、消化其它文献，有引起你注意的如下不同点：（1）实践中对本国当事人的驰名商标保护与对外国当事人的驰名商标保护不同（2）有论者专门提出增设“侵犯驰名商标罪”，理由……（3）有论者比较重视从反不正当竞争法角度保护，如反混淆、反淡化、违反诚信、违反一般商业道德等。（4）实践中的难点似乎都是与反不正当竞争有关，似乎这一保护可以衡量保护的彻底程度。 l 你通过消化、比对、思考、提练，可能在别人忽视的地方找到如下创新突破口（拟创新点）（1）主张或者赞同并论证一视同仁的严格保护观。（2）主张并论证国内行政法规可以作为政府导向，但不能作为提高保护门槛和影响保护力度的依据观点（3）提出并论证商标的刑法保护与民事保护理由不同，刑法上特别保护驰名商标是没有依据页没有必要的。暗含各种保护制度之间要恰当分工和配合（4）强调重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l 在发现问题（可创新之处）后，考虑你拟创新点之间的逻辑联系，看是否能够联系起来，并非所有可能创新的突破点都可以拿到一篇论文中解决。但上述突破口倒是可以用一个主题思想联系起来，那就是我国对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协调：国内国际的协调，刑事、民事、行政法律保护的协调，兜底法手段（反正当竞争法）与专门法（刑、民、行）手段的协调，等等。l 相应地，根据上述对主题的构思，论题可以进一步修正为“论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相关法律保护手段相协调角度”或者干脆改为“论我国对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的协调” 以上述主题构思相适应的布局框架可以是： 题目：论我国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从相关法律保护手段相协调角度目次一级标题主要目的拟概括运用的关键文学校资料备注一、引言从客观实际需要、研究不足等方面论正研究论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某种数据、客观事件、某学者的表述、某权威机构的姿态800字二、我国对驰名商标保护的制度现状及特点通过对商标法，国际公约，刑法、民法、行政保护制度的概述，概括各种保护制度的特点与局限拟用于论证各种保护制度优点与局限性的规定、案例，学者论述及其出处1500字三、驰名商标保护的国内不同性质法律制度的协调阐述刑、民、行政保护的现实和可能脱节之处，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兜底问题。刑法可从犯罪情节考虑，但不能另立罪名突出民事保护的观点论据，刑事、行政保护范围的限定及论据，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特殊性及重要性2000字四、驰名商标保护的国内国际法律制度的协调有关公约、WTO规则对驰名商标的保护与国内法律的协调应当引用的相关条文，应当借鉴的某学者的研究，实际事例等1500字五、结语简要总结几点研究结论及其意义 500字 左边二栏实际上也就是写作一级大纲。接下来的步骤就是一气呵成动笔写了。 当然，上述学术标准是比较高的，有一定难度，可作为优秀水平学生的参考模式。 对普通水平的学生，要求可以低一些。可以选择其中某个比较直观的角度或者问题作为创新角度或者提出独到见解。 通俗地说，对别人已经作出的研究结论，你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得更精炼、更有条理、更通俗易懂、更系统、更有针对性等，就算是有独到理解（对本科生来说甚至可认为是“新”，虽然不是“创”），在此基础上略作发挥、完善、扩充、引申，就可算是有创见。 例如，假设你选择系统概括我国驰名商标保护的现状、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完善保护制度的建议作为创新点，那么，你可以按照以下模式安排布局。 题目：论我国对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目次一级标题主要目的需运用的关键文献资料备注一、引言论证研究论题的必要性及限定研究范围 500字二、我国驰名商标保护法律制度现状分国内国际、不同性质等，按保护的法律主题、客体、内容等进行概括选好参考文献、典型法规、法条1500字三、我国驰名商标法律保护特点分析从各种角度分析特点别人分析特点的可借鉴之处，支持自己分析特点的关键论据2000字四、完善我国驰名商标保护制度的若干设想与建议对法学理念类可用设想，对具体制度可用建议 2000字五、结语总结自己的创新、独到之处及其意义 500字 3．调查报告的布局大同小异举例：公证市场改革的法律思考——H市及邻近地区公证业务调查目次一级标题主要目的关键材料备注一、前言（或调查的基本方法与手段）说明本调查研究起因、目的、范围、手段等 二、花都市及邻近地区公证业务的现状与特点分析作适当的筛选，与柱题无关的不必论述 三、几种典型现象的成因分析为以下发表思考后的“质疑”进一步铺垫 四、对当前公证市场改革的若干质疑与建议在上述基础上有感而发 要说明的是，上述表格主要为了方便说明问题，并非人人都要列表格。 （二）十个实例点评 以下十个实例是上一届学生提交给有关老师的写作提纲，现原文照录。例1：老师，我的提纲是： 题目：无过错民事责任一、界定二、构成三、适用四、与其他责任的区别 点评：死抄教科书，没有遵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无任何创新意识。明显没有资料搜集与选题确定的互动 例2：题目：论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一、前言二、第三人受让财产应出于善意，这是善意取得的基本特征三、第三人受让的必须是法律允许流通的动产四、第三人需经过有效的交付行为获得财产五、转让人须为无处分权人六、转让人须实际占有可转移财产 点评：虽然题目变小了，但犯与上例同样的错误，无实质不同。 例4题目：论教师权益及其法律保护 一.教师权益的含义、内容和特点 （一）教师权益的含义 （二）教师权益的内容 1.教师作为一般公民所享有的一般性权益 2.教师基于特定身份而享有的专属权益 （三）教师权益的特点 二.教师权益的法律保护 （一）当前教师权益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二）教师权益法律保护的途径及对策 1.按保护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司法保护和自我保护 （1）学校保护 （2）社会保护 （3）司法保护 （4）自我保护 2.按保护的具体渠道不同，可分为诉讼保护、行政保护和其他渠道的保护 （1）诉讼保护 （2）行政保护 （3）其他渠道的保护 点评：两个中心，两个都说不透，没有逻辑。资料搜寻方面与上各例同。 例5题目：无过 错责任原则的 适用 问题（提纲）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概念。二、无过错责任的构成要件。三、无过错责任的法律特征。四、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弊端、指明弊端及弊端产生的原因。（其中以具体的案件作分析）五、无过错责任与一般过错责任、混合过错责任、推定过错责任的区别。 点评：题目恰当，但文不对题（主题），其它与上各例同。 例6：题目：简述诉讼外人民调解的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势对比：浅论诉讼外人民调解的发展趋势一、简述人民调解的现状二、人民调解的特点1、有利于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2、有利于减轻基层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压力。3、对于维护社会稳定非常必要。4、是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三、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1、思想认识不到位。2、制度坚持不好。3、缺乏分工和合力。4、调解员素质年龄偏大、素质偏低四、最新发展。

四、法律专业毕业论文，如何选题与写作？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

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

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

二

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

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

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

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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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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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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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

[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

[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